文学经典让人感动的真正动因
时间:2021-10-17 10:20 来源:《文学性的命运》 作者:作者：吴晓东 点击:次
——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吴晓东
01
为何我难舍《背影》
有一天音乐台播放自己中学时代就已听得烂熟的日本歌曲《北国之春》，听到第三段：“家兄酷似老父亲，一对沉默寡言人，可曾闲来愁沽酒，偶尔相对饮几盅。”突然心有所感，仿佛长久以来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一时间找到了答案。
2003年年底，曾有媒体因《背影》在中学生民意测验中得分很低，倡议从中学课本中撤掉朱自清的《背影》。据说中学生不喜欢《背影》的主要理由，一是父亲穿越铁轨，违反交通规则，二是父亲的形象不潇洒。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背影》该不该裁撤的争论，进而演变成了语文界一次不大不小的事件，触及的话题包括：《背影》是不是经典，什么是经典，经典会不会过时，经典的选择要不要与时俱进，经典应该怎样教学等一系列堪称重大的问题。
《背影》插图
我当时的想法是，在21世纪的情境下称作者的父亲“违反交通规则，形象不潇洒”，显然是在以今天的评价眼光和价值尺度要求古人。《背影》所写的故事发生在1917年的浦口车站（也叫南京北站），1914年建造，当年是津浦铁路的终点，一天中恐怕也没有几辆火车通过，就像我小时候的家乡小站，根本没有站台，更不用说有天桥了，大概不能完全用今天的铁路安全规则意识来要求。而《背影》作为特定历史情境中的“真实性”就在父亲的笨拙与不潇洒，因此才在作者凝视父亲背影的一瞬间真正打动了朱自清。《背影》中的父亲正反映着老中国、或者说是传统中国父辈的精神特征，反映了岁月在父辈身体上留下的生活的艰辛和沧桑的印痕。这既是生活原生态的真实反映，也是文学历史真实的体现，而一部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时代感正是以生活真实为基础的。
但是，我抑制住了参与讨论的冲动，因为我忽然觉得，我还是没有说清为什么朱自清的《背影》是现代文学中难得的经典，也无法说清为什么我每次读《背影》都有一份感动。
而在聆听《北国之春》的一瞬间，我突然有些明白，《背影》对我的感染力究竟何在。
与《荷塘月色》这类美文中优美到雕琢的语言相比，《背影》几乎通篇都是大白话，但纯朴中有深厚，看似淡化了情感容量却同时获得了更深沉丰厚的底蕴。这种深沉的底蕴首先来自作者的回忆性的叙事姿态。文章开门见山：“我与父亲不相见已有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一开始就拉开了作者与“背影事件”之间的时间距离，而在回忆中，这种时间距离会化作审美和温情的距离。尤其是结尾写作者接到父亲的信，“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由此念及自己对待父亲的“不好”，思念也便化为悔恨，而回忆的时间距离则使思念和悔恨都倍加放大。《背影》其实真正写的是作者对父亲的悔恨之情，以及伴随着悔恨的怜悯情怀。这种怜悯情怀在《背影》一开头就以“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做情感背景的铺垫，待到目睹父亲爬越铁道的动作的笨拙迟缓，则把朱自清的怜悯和悔恨推到情感的高潮。父亲的动作越是不潇洒和笨拙，作为儿子的朱自清越有不忍和怜悯。
朱自清
而在我聆听《北国之春》的那一刻，我终于意识到，《背影》之所以可能会成为现代文学中不朽的经典，正因为朱自清写的是一种人类最古老也最深沉的情感，即父子感情的维系。散文中这种情感是靠动作和作者的感受传达的，父子二人都没有什么过多的话语，但其中却包含着男人与男人的情感方式和相处方式。就像《北国之春》中唱出的那对父子，在“闲来愁沽酒，偶尔相对饮几盅”的沉默寡言的情态中，传达着令人心动的东西。我联想起的是当代诗人蔡恒平的《父亲十四行》：
老父亲再也没有力气像他多年前
曾经经常干的那样：狠狠揍我
放声大笑。笑声如此放肆
碗中的米酒陡然受惊，溢向桌面
我说，父亲，你应该心如古井
没有恩怨，安度最后的几年
我的好父亲，他就像我所说的
沉默寡言，早睡早起
对我和颜悦色，请我陪他饮酒
谈论琐碎的天气和酒的优劣
我想父亲活到尽头了
多年后我也是这样吗
风烛残年，晚景凄凉
哦，是的，父亲一生潦倒，到老也没走远
蔡 恒平，1967年生，1983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擅写十四行诗。
这同样是一种令人心碎的东方式的父子亲情的形式。这种父子两代人最终的情感维系远远比代沟一类的词汇显得更深刻也更永恒。我自己当年在大约初三时也经历过对父亲的反叛期，不希望父亲过问我在学校的事情，也反感父亲检查我的日记，因此屡屡顶撞父亲。上大学不久，在现代文学史的课堂上，听老师朗诵《背影》的那一刻，一时间禁不住潸然，感到自己在心中已经无条件地与父亲和解了。
当时联想到的是美国60年代所谓的垮掉的一代，以反抗社会，吸食大麻为代表形象，以“打死父亲”的口号著称。但是，这一代人很快自己就成了父亲，成为美国社会的中坚，而美国也没有因为这一代人就真正垮掉。叛逆是暂时的，亲情是永远的。再后来则轮到我本人上一轮轮的现代文学史课了，印象最深的也是讲朱自清的《背影》。每次在课堂上读《背影》，都是自己先再次感动，然后再试图把自己的感同身受传达给那些刚刚离开父母，负笈京城的年青学子们。如果连自己都不受感动，当然无法奢望去感动讲台下的听众。
《打死父亲》， [英]约翰·韦恩 著，刘凯芳 译，译林出版社
这些年来流行关于情商的说法，仿佛一个人的情商是天生的禀赋。也许情商的确是天生的，但一个人的情感能力则是需要培养的，而文学教育就是获得情感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这种能力即使在作家那里也需要培养，朱自清在《背影》中其实写的就是自己情感能力的获得过程。文学的感染力正体现在深厚的情感内涵中。而《背影》最终启示我：文学教育应该教的就是文学中的情感内涵，进而培养学生的情感能力，而其前提就是在你自己感动的同时，也要找到文学经典让你感动的真正内在的动因。
02
中国人从猫的眼睛里看时间
小时候东北家乡农村有在猫的眼睛里看时间的习俗。看猫的眼睛的瞳孔在一天里的变化，大体可以分辨出时间，老人可以把误差控制在一小时以内。
上大学后我读到卞之琳一首题为《还乡》的诗：“好孩子，抱起你的小猫来，让我瞧瞧他的眼睛吧——是什么时候了？”这首诗堪称是乡土时间意识的忠实写真。波德莱尔在《巴黎的忧郁》的《钟表》篇里开头即说“中国人从猫的眼睛里看时间”，也透露出法国无此习惯。
《巴黎的忧郁》， [法]夏尔·波德莱尔 著，郭洪安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世纪30年代，大都市中流行的已经是“夜明表”，亦称“夜光表”，在夜里也能看到表的指针。刘振典有诗云：
夜明表成了时间的说谎人，
烦怨地絮语着永恒的灵魂。
夜明表秒针的每一下轻响都诉诸瞬间性，所以永恒只是一种幻觉。夜明表在本质上昭示的是时间的相对性和时间的流逝性本身，从而构成了现代人焦虑的根源。或许正因如此，卞之琳在《圆宝盒》一诗中发出忠告：“别上什么钟表店/听你的青春被蚕食。”
卞之琳（1910.12.8—2000.12.2），现当代诗人、文学评论家、翻译家，与何其芳、李广田合称“汉园三诗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曾是徐志摩和胡适的学生，代表作《断章》等。
现在大学生的手腕上早就没有了手表的影子，改看手机了，大概手机可以有效地避免时间流逝带给人的焦虑。但是手机的形式感比起手表来可是差多了。我父亲那一代四零后，在20世纪60年代的最大愿望就是攒钱买上海牌手表，戴着一块上海牌手表比今天的八零后买到苹果五代还值得炫耀，看表的动作也夸张异常，意图牵引女同志的目光。
或许正因为这种形式感，“表”的意象也成为卞之琳的最爱。喜欢玄思的卞之琳，“表”是他的奇思妙想的最好载体。如《航海》：
轮船向东方直航了一夜，
大摇大摆的拖着一条尾巴，
骄傲的请旅客对一对表——
“时间落后了，差一刻。”
说话的茶房大约是好胜的，
他也许还记得童心的失望——
从前院到后院和月亮赛跑。
这时候睡眼朦胧的多思者
想起在家乡认一夜的长途
于窗槛上一段蜗牛的银迹——
“可是这一夜却有二百里？”
诗人拟想的是航海中可能发生的情境：茶房懂得一夜航行带来的时差知识，因而骄傲地让旅客对表。乘船的“多思者”——可以看成是卞之琳自己的写照——在睡眼朦胧中想起自己在家乡是从蜗牛爬过的一段痕迹来辨认一夜的跨度的，正像乡土居民从猫眼里看时间一样。而同样的一夜间，海船却走了二百海里。《航海》由此表达出一种时空的相对性。骄傲而好胜的茶房让旅客对表的行为因其炫耀而多少有点可笑，但航海生涯毕竟给他带来了严格时间感，这种关于时差的知识在茶房从前院跑到后院和月亮赛跑的童年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最终，《航海》的情境中体现出的是现代与乡土两种时间观念的对比，而在时间意识背后，则是两种生活形态的对比。
卞之琳的另一首诗《寂寞》中则写到“夜明表”：
乡下的孩子怕寂寞，
枕头边养一只蝈蝈；
长大了在城里操劳
他买了一个夜明表。
小时候他常常羡艶
墓草做蝈蝈的家园；
如今他死了三小时，
夜明表还不曾休止。
这首诗特出的地方尚不在于对时间、空间或者说城市文明和乡土文明的反思，而在于卞之琳借助于“蝈蝈”和“夜明表”的意象，使乡下和城里两个时空形象地并置在一起，反映了两种文明方式的对比性，背后则隐含着两种价值判断和取向。而中国在从古老的乡土文明向新世纪的都市文明转型期的丰富而驳杂的图景，在《航海》和《寂寞》对时间的辩证思考中，获得了一个具体而微的呈现。
《航海》和《寂寞》也表征着20世纪中国的都市和乡土之间彼此参照以及互相依存的关系。即使在今天，都市和乡土也是不可分割的存在。你在都市里吃的东西，大都产出于乡土；你在都市打拼，你的子女可能还在乡土留守。每年春节非常壮观的人口大流动，被称为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候鸟迁徙，大都是在城市和乡土中间往返奔波。乡土与都市的关系，在21世纪获得了新的繁复内涵，值得从社会学甚至人类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和研究。
而在手表和手机如此普及的今天，猫的眼睛偶尔也还会发挥表征时间的作用。从校园网的BBS上读到一个段子：一个美眉上课晚到，情急之下声称是在燕园流浪猫的眼睛里看时间，结果造成半个小时的误差。读罢段子，童年那只瘸猫再度浮现在自己的脑海里，细细的瞳孔仿若一条线，竟是如此清晰。
03
现代诗人笔下的外滩海关钟
第一次去上海，下了火车后直奔外滩，首先瞻仰的就是外滩海关钟楼上的大钟。
对海关钟的兴趣来自于我的文学记忆。读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派诗，发现不少诗作都写到大上海的“海关钟”的意象。海关钟成了30年代都市摩登的最具形象性的象征物，就像新中国文学歌颂新兴的共和国首都经常写到北京站每到整点就高奏《东方红》的广场大钟一样。
海关钟
上海海关钟楼落成于1927年12月，曾是上海外滩最高的标志性建筑物。钟楼上的海关钟则位列亚洲第一，世界第三，仅次于英国伦敦钟楼大本钟（BigBen）和俄罗斯莫斯科钟楼大钟。外滩的海关钟与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广场国会大厦顶上的大本钟出自同一家工厂，结构也一模一样。更有名的当然也是这座伦敦的大本钟。“大本钟”一词都进入了电脑里的中文输入法。连第一时间得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入场券的中国女排队员接受采访时也激动地说：我们就要去和大本钟合影了。以伦敦为外景地的电影中就更免不了出现大本钟的场景。英国片《三十九级台阶》最惊心动魄的桥段就是罗伯特·鲍威尔扮演的男主人公悬挂在大本钟的五米长的分针上，阻止定时炸弹爆炸。至今还记得自己在中学时代观看1978年版的这部重拍片时看到世界上竟有如此大的大钟所感到的震撼。
大本钟
英国现代女作家伍尔夫的小说《达罗威夫人》一开始的场景就写到了大本钟的音响：“听！钟声隆隆地响了。开始是预报，音调悦耳；随即报时，千准万确；沉重的音波在空中渐次消逝。”在伦敦听这座建于1859年的大钟的报时已经成为伦敦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中国的现代派诗人这里，外滩的海关钟则与文学中的现代时间感受和都市体验紧密相联。如陈江帆的《海关钟》：“当太阳爬过子午线，/海关钟是有一切人的疲倦的；/它沉长的声音向空中喷吐，/而入港的小汽船为它按奏拍节。”今天都市白领们应该很容易理解海关钟的“疲倦感”。海关钟不仅仅是都市代表性场景，同时奏响的是某种都市的内在节律，它把无形无踪的时间视觉化、节奏化，变成一个似乎可以把捉住的有形的东西。而在徐迟的笔下，海关钟则成了永不会残缺的“都会的满月”：
写着罗马字的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X XI XII
代表的十二个星；
绕着一圈齿轮。
夜夜的满月，立体的平面的机件。
贴在摩天楼的塔上的满月。
另一座摩天楼低俯下的都会的满月。
短针一样的人，
长针一样的影子，
偶或望一望都会的满月的表面。
知道了都会的满月的浮载的哲理，
知道了时刻之分，
明月与灯与钟的兼有了。
——徐迟《都会的满月》
诗人把海关钟比喻为“贴在摩天楼的塔上的满月”，这“夜夜的满月，立体的平面的机件”使抽象的时间变得具体可感了。同时海关钟建立了时间与视觉性、空间性的联系，这就是“明月与灯与钟的兼有”的复合型都市景观。时间与空间在海关钟上得到统一。
海关钟在一些诗人眼里也是现代文明的奇迹，比如刘振典的《表》，写海关钟的“铁手在宇宙的哑弦上/弹出了没有声音的声音”。时间是本来没有声音的，但海关钟的指针仿若铁手，替宇宙发出关于时间的声音。刘振典还表达了对海关钟的惊奇，称这种惊奇“想我们的远祖怕也未曾梦见，/沉默的时间会发出声音，语言，/且还可分辨出它的脚迹跫然”。但是诗人们恐怕也没有想到，一旦人类在空寂的宇宙间创造出了具有声音和动感的时间，使时间留下可分辨出的跫然的“脚迹”，这种机械的节奏便会不依赖于人类的意志而自动地嘀嗒下去，最后会异化为人类的一种机械的秩序和铁律。
当年看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印象最深刻的是卓别林饰演的工人在机床上快速操作的双手与时钟的指针叠加在一起的镜头，隐喻着一个大工业的机械时代的来临。那些每天打卡上班的白领们应该更容易理解这种机械的时间秩序。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时间。 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墨西哥诗人帕斯认为恰恰是这种现代时间，已经使我们成了流浪者，无休止地被驱逐出自身。时间意味着动荡和漂泊，意味着一切不安定因素的根源。这种不安定感是随着“现代”的字眼同时出现的，或者说，正是“现代”使时间的意识空前强化。所以西方哲学家说“有时间性”是现代人的视界。而海关钟的指针，这时间的铁手，正是现代性和都市体验的具象化表征。
《摩登时代》剧照
海关钟表征的机械时间所带来的不安定感在20世纪30年代的诗人那里早已经被充分体验与传达了。如辛笛在《对照》一诗中对外滩海关钟的描写：
罗马字的指针不曾静止
螺旋旋不尽刻板的轮回
昨夜卖夜报的街头
休息了的马达仍须响破这晨爽
在时间的跳板上
灵魂战栗了
灵魂为什么会战栗？当然是被机械的时间闹的。因为海关钟所象征的都市时间是“不曾静止”的，不像前现代的乡土时间给人以止水一般的安宁感，而是带给人们一种战栗感。这里灵魂的战栗颇具启示性，说明外在于人类的时间以及自在的时空是不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只存在于人的感受之中。
第一次膜拜外滩的海关钟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每次再去上海，都可以发现一些簇新的地标性建筑直入云霄，尤其是浦东拔地而起的高楼群每次从外滩隔江瞩望，都仿佛是海市蜃楼般的幻景。较之于当年的30年代，如今外滩的海关钟似乎不再那么巍峨醒目了。但确乎只有这座历经过沧桑的海关钟镌刻着上海在大半个世纪中时间的流逝，隐映着丰富而驳杂的都市图景，并封存着现代中国人曾经有过的焦虑与梦想。本文节选自
《文学性的命运》作者：吴晓东 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4-4
编辑：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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