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做不了“对”的事情，是否应该直接为了钱？
时间:2021-10-14 11:31 来源:《书生之见》 作者:许子东 点击:次
出于信仰做坏事，和为了利益做坏事，前者不知是坏事，后者明知是坏事——哪一种更可怕?
01
做“对”的事，还是赚钱？
现在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文科生更难，考公务员几百人才录取一人。
我曾经碰到一个文科毕业生。他曾经考过公务员，考上了，做了一阵，不喜欢那里，也不习惯于管理人，后来辞职到了一家报社的文艺版，想追求理想。没想到一年下来也是失望，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做不了，虽然做的是文艺版，可是一直围着八卦、绯闻，与广告客户打交道。
这个年轻人问我，如果做不了“对”的事情，是否应该直接为了钱？不知道“直接为钱”是指什么，显然不是下海做生意。也许是在网络上兼职，为了拿好处写文章？他对职业、对人生总结得很好。的确，我们一是求做对的事，做高尚、有意义的事，做自己感兴趣、能够全身心投入的事，做对社会、对人类有益的事。第二，我们又求更好的回报，多赚钱。两者若能自然结合是不是更好呢？吊诡得很，不一定。做的事高尚又能赚钱当然好，比如拿一个诺贝尔奖。但以赚钱多为最高尚的事，也未必是人们的理想境界。对大部分人，尤其是对刚毕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义与利不能兼得是常态。
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现场
这位年轻人其实他知道什么是对错，不纯以金钱为价值标准。但他的话也有危险，难道为了钱就可以不顾对错吗？他非常好奇地问起我们的过去，“你们年轻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怎么选择？”他这一问，倒真让我发现了时代的不同。曾经有一个时期，我跟我的同代人既不能做对的事情，也赚不到钱，可是我们照样生活下去，工作、学习、运动。
最后我对那位年轻编辑说，只要你不放弃，人总会找到对的事情可做，而且也能赚钱。赚钱并没错，做网红或写微信公众号也行，只是不要靠批判他人赚钱。出于真心批判，最多只是受蒙蔽，出于恐惧批判，一般只是随大流。为了赚钱而批判，日后也不会原谅自己。
当然，出于信仰做坏事，和为了利益做坏事，前者不知是坏事，后者明知是坏事——哪一种更可怕？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02
钱多了，然后怎么办？
五十年前，中国只有几十万大学生；如今，每年有七百万大学生应考和毕业，在校大学生两千多万，累计过去一二十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学生已有一两亿，占总人口中相当大的比例。可是这一两亿的大学生，是否都有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事业跟专业？这是一个很大、很严峻的问题。
电影《百鸟朝凤》讲匠人精神。有人解读匠人精神就是完成商业契约，简单地说就是给我多少钱，我干多少活，这真是误解。更准确地说，匠人精神是专业精神，钟表匠也好，医生也好，导演也好，都应该有自己的专业精神。坚持专业精神，不一定跟社会回报成正比：理想状态是活儿做到一百分的好，又能得到一百分的经济回报；可常常你的活儿只有五十分，收获却有两三百分，甚至一千分。作家、导演都会碰到这种情况——文章、电影明明很差，歌也是假唱，可是票房多了，书畅销了，甚至还可以拿微信公众号做软广告……钱多了，这个时候怎么办？
《百鸟朝凤》剧照
大学生和专业人士有三种选择。第一种，不管收入多少，我还是坚持专业精神，坚持匠人道德，一定要把活儿做到最好，这是选择A，令人尊敬的选择。
第二种，多赚钱总是好的，只要做五十分就赚钱，我就做到五十分，你们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但是我不能丢了底线，不能丢人，不能害人。知道自己只做到五十分，心怀愧疚，有机会还要做一百分的活儿，对得起自己。作家刘以鬯曾经说过，他的创作有时是娱人，有时是娱己；娱人为了生存，娱己为了艺术。这种选择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种情况，既然做五十分就能赚两百赚五百，那五十分就是最好的了。赚多少钱就代表事业有多少价值，票房、富豪榜、GDP等等是最重要的标准。忘掉最初干活的一百分吧，与时俱进。原来搞新闻，后来转娱乐，空壳公司也能上市，直播红了就做直播，什么一个人的毕业照，现在一个人在斗鱼做直播年收入能赚多少钱……
我也常常问自己，我也想问问各位朋友，A、B、C三种，您会怎么选择？
03
你会离开“北上广”吗？
前年在北京办讲座，碰到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两人分别是大网站和出版社的普通编辑，开着一辆宝马X1，颜色并不好看，据说是特价产品。他们开车送我，在四环路上塞了一个多小时车。
从聊天中得知，他们多年前在北京四环外买了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当年一百多万，现在值八九百万，可是他们却说毫无意义，只有一套房，卖了也买不起新的，每天上下班在路上至少要花三个多小时。看得出，他们在北京生活压力很大，牢骚很多。于是我就问：“你们都是武汉人，为什么不到武汉找类似的工作呢？房子卖了八百万，到武汉两三百万就可以买到更大的房子，余下的虽说不能坐吃山空，但至少可以大大减轻生活压力，也许还可以环游世界，不会整天塞车在雾霾路上……”
他们沉默了好一会儿。男的说：“我们也想过，也有实际可能，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或者说不甘心。”女的问：“许老师，设身处地地想，你会离开北京吗？全家，而且可能是永远地离开？”一下子把我也问倒了。北上广，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符号和一个象征了。房价飞涨，生活艰难，但又极具吸引力。有人为了进入北上广，不惜一切；有人却又生出念头，想逃离北上广。
随着社会的发展，能逃离北上广是一种奢侈。如果说主动离城的是精英，那么努力进城的又是怎样的人口呢？上海目前总人口二千四百一十五万，其中外来人口九百八十三万，占三分之一以上。有统计表明，外来人口的就业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做本地人不愿意做的事，另一类是做本地人做不了的事。上海的服务业77%靠外来劳动力，建筑业74%，住宿餐饮74%，批发零售62%，制造业61%——说通俗一点，如果不考虑专业，想进北上广的人口处在社会生产链的较低端。对他们来说，城市竞争天生就不公平。
所以，这么多人想进来，我们怎么舍得走呢？这对夫妻虽然没有明说，我却听出了他们的意思。有篇文章述说北上广新白领们的忧虑和心理优越感。心理优越是外部压力带来的，夺回控制感的需求，认为自己经过多年的残酷竞争，争得了相对光鲜的位置，今天能活在北上广，说明自己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身为新北京人、新上海人有时候也怀旧，怀念家乡，但还是相信北上广更平等些，女性平权更普遍些，子女前途更光明些。有些生活习惯、生活理念，对于社会新的游戏规则的追求，都构成了他们无法从北上广逃走的理由。
所有这些都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我对那对夫妻说，你们都是大学生，有专业选择的能力，也有经济上的支撑。男方在大的门户网站就职，或许在北京更有发展，可是现在很多地方的出版社都不错。女编辑问，比方说呢？我说，广西师大出版社就做得很好。可是“理想国”也是在北京啊，她这样回答。
04
如果巴金生活在现在
在中国，广大年轻人怎么写文章，以什么样的文章为模仿对象甚至精神榜样，是一件极严重的大事，不仅事关文学、教育，更是事关国家、社会的发展前景。讲这个话题是因为上海的《萌芽》杂志创刊六十周年，推出了六十周年特刊，共一百四十四页，特别收入巴金在1981年为《萌芽》复刊所写的寄语。
1981年，我正在读现代文学研究生，发表了十来篇小说，那时“新时期文学”方兴未艾，思想解放、启蒙运动，我们当时并不怎么在意巴金的寄语，认为讲的都是常识。巴金说：“我描写、反映自己熟悉的生活，表达我的思想感情，用笔作武器进行斗争，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我要进行战斗，就不肯放下我的笔……”
巴金
今天，文章也要“网红”，在公众号、广告、软文成为无数青年写作的模仿对象时，再读巴金这段话，如雷贯耳。“我要进行战斗，就不肯放下我的笔”，现在大概是要说：“我要人民币流进来，就不能放下我的笔”。
当时觉得巴金的文学观很保守，他说，“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我也读了一些，但是震撼我的心灵、使我的生活受到巨大影响的作品（例如《悲惨世界》和《复活》）绝不是乔装打扮、精雕细琢、炫耀才华、卖弄技巧的东西。”我们那时正崇拜卡夫卡、海明威，他的观念有点朴素，但是巴金有一段话却是道出了今天千千万万网民的心声——“我写文章不是因为想做作家，只是因为我有一肚皮的话想吐出来，我在生活里有许多感受要写出来。我的感受，我的话只能由我自己写，自己说，不能找别人帮忙……”最后，巴金提出对青年作家的期望：“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感；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只是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他们不是‘文学商人’，也不会看‘风向’、看‘行情’……”巴金在重复主旋律的同时，又对今天的现实做了非常精准的预言。
互联网让“每个人把一肚皮的话吐出来”真正变得有可能。弗洛伊德曾说，文学永远不会消亡，每个人在潜意识里都有被压抑的梦，每个人都是作家，这个理论也因为科技的发展变为具体可行的现实。人人都能在微博、微信上写作，总有少数人更出名、更成功，有更多读者和粉丝。就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家希望在《萌芽》等期刊上发表小说，九十年代要在《萌芽》主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奖一样，现在更直接的成名、获利的方法就是写公众号，有几十上百万的读者粉丝，粉丝的数量是本钱，广告商就宣布投钱。
因此，著名的微信公众号成为无数网民写作的模仿对象。在不少场合，很多年轻有为的编辑、记者、文化青年不是问我关于作家的问题，而是告诉我一篇微信公众号价值多少广告费。就像大学里，大家重视老师拿了多少万的研究基金，而并不关心他到底研究什么一样，今天的写作者跳过了稿费、版税、作协、评论、获奖等等，只关心文章有多少收入。拿了人民币的写手们又要抱怨，人民币就是“人民逼”，逼迫的“逼”，成功的公众号怎样翻新、维持、扩展粉丝数量，压力太大。
各个网站都会对有前途的写手进行系统、专业的培训，这让我想起当年作协培养青年作家。我当初在上海作协小说组，跟王安忆一个组。那时为发表一篇小说，三番五次修改，改得锋芒全无，也会不开心，但一旦发表，一生的命运就此改变。
王安忆
今天的培训，第一要求写作要生活化、信息化、专业化，要“垂直”。比方说写美容的，要多写整容的利弊，有趣的故事；写学校的，要专门写升学指南，可以去什么学校，什么学校进不了，这样才能抓住固定的粉丝。第二，文字要活泼，时不时加点粗口，更重要的是要巧妙地植入广告，这要求很高的技巧。
看到一位非常成功的微信公众号作者（我对他没任何意见，也很羡慕他的成功），他总结的成功经验是千万不要当自己是在创作，一定要正确定位，把作品看作产品，时时刻刻想到顾客的需要。在这种文化新生态面前重读巴金的旧文，是不是很有意思！
文章写法简而言之只有四种。
第一种是自己的园地，作家只忠实于自己，为艺术而艺术。鲁迅的《彷徨》、《野草》，周作人的散文，郁达夫、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钱锺书等等都是这种写法。
第二种是既忠实于自己，也希望救世，忧国忧民。鲁迅的《呐喊》，巴金、茅盾、曹禺等都在此列。在今天看来，在社会现实面前，用笔做武器还是有值得坚持的价值。
前两种文学主要靠期刊、书本，第三种就要靠报纸连载了。张恨水、金庸都以娱乐读者为第一要务，从鸳鸯蝴蝶到言情武侠，这类写作希望吸引更多读者，但作家也十分强调创作才气，要有自己感情，要有个人风格等等。
现在出现了第四种——网络写作，直接把作品定位为产品，获益方式特别直接、具体。进一步发展就是“网红”，说些妙语，就有人不断地打赏。像天桥摆摊，人们丢个铜版，或如高级会所、堂会，达官贵人直接把一包银子送下去。现在不过是通过电子网络，传统一直在，只是形式与时俱进。
本文节选自
《书生之见》作者：许子东 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出版年: 2017-9
编辑：红研
好消息：2021全国素质教育新课堂教研成果评选主要有论文、课件、微课教案评选等。同时开展第十四届“正心杯”全国校园科幻写作绘画大赛。主办单位：《山西科技报·今日文教》编辑部、中国中小学教育艺术教与学研究中心、《作家报社》、北京正念正心国学文化研究院、中华文教网等。咨询电话；010-89456159 微信：15011204522 QQ：1062421792 。
现在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文科生更难，考公务员几百人才录取一人。
我曾经碰到一个文科毕业生。他曾经考过公务员，考上了，做了一阵，不喜欢那里，也不习惯于管理人，后来辞职到了一家报社的文艺版，想追求理想。没想到一年下来也是失望，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做不了，虽然做的是文艺版，可是一直围着八卦、绯闻，与广告客户打交道。
这个年轻人问我，如果做不了“对”的事情，是否应该直接为了钱？不知道“直接为钱”是指什么，显然不是下海做生意。也许是在网络上兼职，为了拿好处写文章？他对职业、对人生总结得很好。的确，我们一是求做对的事，做高尚、有意义的事，做自己感兴趣、能够全身心投入的事，做对社会、对人类有益的事。第二，我们又求更好的回报，多赚钱。两者若能自然结合是不是更好呢？吊诡得很，不一定。做的事高尚又能赚钱当然好，比如拿一个诺贝尔奖。但以赚钱多为最高尚的事，也未必是人们的理想境界。对大部分人，尤其是对刚毕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义与利不能兼得是常态。
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现场
这位年轻人其实他知道什么是对错，不纯以金钱为价值标准。但他的话也有危险，难道为了钱就可以不顾对错吗？他非常好奇地问起我们的过去，“你们年轻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怎么选择？”他这一问，倒真让我发现了时代的不同。曾经有一个时期，我跟我的同代人既不能做对的事情，也赚不到钱，可是我们照样生活下去，工作、学习、运动。
最后我对那位年轻编辑说，只要你不放弃，人总会找到对的事情可做，而且也能赚钱。赚钱并没错，做网红或写微信公众号也行，只是不要靠批判他人赚钱。出于真心批判，最多只是受蒙蔽，出于恐惧批判，一般只是随大流。为了赚钱而批判，日后也不会原谅自己。
当然，出于信仰做坏事，和为了利益做坏事，前者不知是坏事，后者明知是坏事——哪一种更可怕？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02
钱多了，然后怎么办？
五十年前，中国只有几十万大学生；如今，每年有七百万大学生应考和毕业，在校大学生两千多万，累计过去一二十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学生已有一两亿，占总人口中相当大的比例。可是这一两亿的大学生，是否都有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事业跟专业？这是一个很大、很严峻的问题。
电影《百鸟朝凤》讲匠人精神。有人解读匠人精神就是完成商业契约，简单地说就是给我多少钱，我干多少活，这真是误解。更准确地说，匠人精神是专业精神，钟表匠也好，医生也好，导演也好，都应该有自己的专业精神。坚持专业精神，不一定跟社会回报成正比：理想状态是活儿做到一百分的好，又能得到一百分的经济回报；可常常你的活儿只有五十分，收获却有两三百分，甚至一千分。作家、导演都会碰到这种情况——文章、电影明明很差，歌也是假唱，可是票房多了，书畅销了，甚至还可以拿微信公众号做软广告……钱多了，这个时候怎么办？
《百鸟朝凤》剧照
大学生和专业人士有三种选择。第一种，不管收入多少，我还是坚持专业精神，坚持匠人道德，一定要把活儿做到最好，这是选择A，令人尊敬的选择。
第二种，多赚钱总是好的，只要做五十分就赚钱，我就做到五十分，你们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但是我不能丢了底线，不能丢人，不能害人。知道自己只做到五十分，心怀愧疚，有机会还要做一百分的活儿，对得起自己。作家刘以鬯曾经说过，他的创作有时是娱人，有时是娱己；娱人为了生存，娱己为了艺术。这种选择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种情况，既然做五十分就能赚两百赚五百，那五十分就是最好的了。赚多少钱就代表事业有多少价值，票房、富豪榜、GDP等等是最重要的标准。忘掉最初干活的一百分吧，与时俱进。原来搞新闻，后来转娱乐，空壳公司也能上市，直播红了就做直播，什么一个人的毕业照，现在一个人在斗鱼做直播年收入能赚多少钱……
我也常常问自己，我也想问问各位朋友，A、B、C三种，您会怎么选择？
03
你会离开“北上广”吗？
前年在北京办讲座，碰到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两人分别是大网站和出版社的普通编辑，开着一辆宝马X1，颜色并不好看，据说是特价产品。他们开车送我，在四环路上塞了一个多小时车。
从聊天中得知，他们多年前在北京四环外买了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当年一百多万，现在值八九百万，可是他们却说毫无意义，只有一套房，卖了也买不起新的，每天上下班在路上至少要花三个多小时。看得出，他们在北京生活压力很大，牢骚很多。于是我就问：“你们都是武汉人，为什么不到武汉找类似的工作呢？房子卖了八百万，到武汉两三百万就可以买到更大的房子，余下的虽说不能坐吃山空，但至少可以大大减轻生活压力，也许还可以环游世界，不会整天塞车在雾霾路上……”
他们沉默了好一会儿。男的说：“我们也想过，也有实际可能，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或者说不甘心。”女的问：“许老师，设身处地地想，你会离开北京吗？全家，而且可能是永远地离开？”一下子把我也问倒了。北上广，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符号和一个象征了。房价飞涨，生活艰难，但又极具吸引力。有人为了进入北上广，不惜一切；有人却又生出念头，想逃离北上广。
随着社会的发展，能逃离北上广是一种奢侈。如果说主动离城的是精英，那么努力进城的又是怎样的人口呢？上海目前总人口二千四百一十五万，其中外来人口九百八十三万，占三分之一以上。有统计表明，外来人口的就业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做本地人不愿意做的事，另一类是做本地人做不了的事。上海的服务业77%靠外来劳动力，建筑业74%，住宿餐饮74%，批发零售62%，制造业61%——说通俗一点，如果不考虑专业，想进北上广的人口处在社会生产链的较低端。对他们来说，城市竞争天生就不公平。
所以，这么多人想进来，我们怎么舍得走呢？这对夫妻虽然没有明说，我却听出了他们的意思。有篇文章述说北上广新白领们的忧虑和心理优越感。心理优越是外部压力带来的，夺回控制感的需求，认为自己经过多年的残酷竞争，争得了相对光鲜的位置，今天能活在北上广，说明自己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身为新北京人、新上海人有时候也怀旧，怀念家乡，但还是相信北上广更平等些，女性平权更普遍些，子女前途更光明些。有些生活习惯、生活理念，对于社会新的游戏规则的追求，都构成了他们无法从北上广逃走的理由。
所有这些都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我对那对夫妻说，你们都是大学生，有专业选择的能力，也有经济上的支撑。男方在大的门户网站就职，或许在北京更有发展，可是现在很多地方的出版社都不错。女编辑问，比方说呢？我说，广西师大出版社就做得很好。可是“理想国”也是在北京啊，她这样回答。
04
如果巴金生活在现在
在中国，广大年轻人怎么写文章，以什么样的文章为模仿对象甚至精神榜样，是一件极严重的大事，不仅事关文学、教育，更是事关国家、社会的发展前景。讲这个话题是因为上海的《萌芽》杂志创刊六十周年，推出了六十周年特刊，共一百四十四页，特别收入巴金在1981年为《萌芽》复刊所写的寄语。
1981年，我正在读现代文学研究生，发表了十来篇小说，那时“新时期文学”方兴未艾，思想解放、启蒙运动，我们当时并不怎么在意巴金的寄语，认为讲的都是常识。巴金说：“我描写、反映自己熟悉的生活，表达我的思想感情，用笔作武器进行斗争，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我要进行战斗，就不肯放下我的笔……”
巴金
今天，文章也要“网红”，在公众号、广告、软文成为无数青年写作的模仿对象时，再读巴金这段话，如雷贯耳。“我要进行战斗，就不肯放下我的笔”，现在大概是要说：“我要人民币流进来，就不能放下我的笔”。
当时觉得巴金的文学观很保守，他说，“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我也读了一些，但是震撼我的心灵、使我的生活受到巨大影响的作品（例如《悲惨世界》和《复活》）绝不是乔装打扮、精雕细琢、炫耀才华、卖弄技巧的东西。”我们那时正崇拜卡夫卡、海明威，他的观念有点朴素，但是巴金有一段话却是道出了今天千千万万网民的心声——“我写文章不是因为想做作家，只是因为我有一肚皮的话想吐出来，我在生活里有许多感受要写出来。我的感受，我的话只能由我自己写，自己说，不能找别人帮忙……”最后，巴金提出对青年作家的期望：“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感；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只是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他们不是‘文学商人’，也不会看‘风向’、看‘行情’……”巴金在重复主旋律的同时，又对今天的现实做了非常精准的预言。
互联网让“每个人把一肚皮的话吐出来”真正变得有可能。弗洛伊德曾说，文学永远不会消亡，每个人在潜意识里都有被压抑的梦，每个人都是作家，这个理论也因为科技的发展变为具体可行的现实。人人都能在微博、微信上写作，总有少数人更出名、更成功，有更多读者和粉丝。就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家希望在《萌芽》等期刊上发表小说，九十年代要在《萌芽》主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奖一样，现在更直接的成名、获利的方法就是写公众号，有几十上百万的读者粉丝，粉丝的数量是本钱，广告商就宣布投钱。
因此，著名的微信公众号成为无数网民写作的模仿对象。在不少场合，很多年轻有为的编辑、记者、文化青年不是问我关于作家的问题，而是告诉我一篇微信公众号价值多少广告费。就像大学里，大家重视老师拿了多少万的研究基金，而并不关心他到底研究什么一样，今天的写作者跳过了稿费、版税、作协、评论、获奖等等，只关心文章有多少收入。拿了人民币的写手们又要抱怨，人民币就是“人民逼”，逼迫的“逼”，成功的公众号怎样翻新、维持、扩展粉丝数量，压力太大。
各个网站都会对有前途的写手进行系统、专业的培训，这让我想起当年作协培养青年作家。我当初在上海作协小说组，跟王安忆一个组。那时为发表一篇小说，三番五次修改，改得锋芒全无，也会不开心，但一旦发表，一生的命运就此改变。
王安忆
今天的培训，第一要求写作要生活化、信息化、专业化，要“垂直”。比方说写美容的，要多写整容的利弊，有趣的故事；写学校的，要专门写升学指南，可以去什么学校，什么学校进不了，这样才能抓住固定的粉丝。第二，文字要活泼，时不时加点粗口，更重要的是要巧妙地植入广告，这要求很高的技巧。
看到一位非常成功的微信公众号作者（我对他没任何意见，也很羡慕他的成功），他总结的成功经验是千万不要当自己是在创作，一定要正确定位，把作品看作产品，时时刻刻想到顾客的需要。在这种文化新生态面前重读巴金的旧文，是不是很有意思！
文章写法简而言之只有四种。
第一种是自己的园地，作家只忠实于自己，为艺术而艺术。鲁迅的《彷徨》、《野草》，周作人的散文，郁达夫、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钱锺书等等都是这种写法。
第二种是既忠实于自己，也希望救世，忧国忧民。鲁迅的《呐喊》，巴金、茅盾、曹禺等都在此列。在今天看来，在社会现实面前，用笔做武器还是有值得坚持的价值。
前两种文学主要靠期刊、书本，第三种就要靠报纸连载了。张恨水、金庸都以娱乐读者为第一要务，从鸳鸯蝴蝶到言情武侠，这类写作希望吸引更多读者，但作家也十分强调创作才气，要有自己感情，要有个人风格等等。
现在出现了第四种——网络写作，直接把作品定位为产品，获益方式特别直接、具体。进一步发展就是“网红”，说些妙语，就有人不断地打赏。像天桥摆摊，人们丢个铜版，或如高级会所、堂会，达官贵人直接把一包银子送下去。现在不过是通过电子网络，传统一直在，只是形式与时俱进。
本文节选自
《书生之见》作者：许子东 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出版年: 2017-9
编辑：红研
好消息：2021全国素质教育新课堂教研成果评选主要有论文、课件、微课教案评选等。同时开展第十四届“正心杯”全国校园科幻写作绘画大赛。主办单位：《山西科技报·今日文教》编辑部、中国中小学教育艺术教与学研究中心、《作家报社》、北京正念正心国学文化研究院、中华文教网等。咨询电话；010-89456159 微信：15011204522 QQ：10624217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