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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个突然冒出的“范雨素”，让很多朋友在略带焦躁的五一前夕的工作日，忽地感受到了一股来自文学的清泉。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的极为拙劣。”一个带着苦难气息的富有张力的开头，让与之似曾相识的我们如痴如醉。

“我在北京蹉跎了两年，觉得自己是一个看不到理想火苗的人。便和一个东北人结婚，草草地把自己嫁了。”后面，诸如这样的文字，仿佛一次次开启的阀门，情感的河流，奔涌而出，无法停歇。

......

文章被一次次地转发，走红网络。真像某些观点所说，我们是“被自由的灵魂惊艳到了”？（我没找到“自由”在哪里，这是一个人痛苦而坚强的生活史，无关价值取向吧？）

或许，应该是，我们在范雨素的文字里，找到了我们自己的影子。找到了我们和亲人们遗忘了的痛苦，丢失了的真实，以及昔日的卑微和抗争。不是么！

当然，应该，还能找到些优越感吧，实事求是地说。

除了这份洪水般的共鸣，文章的走红，还有一个原因：很多人不相信，一个底层人，“落魄的打工大姐”，居然能写出这么多、这么好的文字。

潜台词是——文学，该属于象牙塔，该属于衣食无忧者，该属于都市，该属于精英......总之，不该属于底层，不该属于这样卑微的体力劳动者。

这种认知，很常见，也符合我们想象——底层，为吃饭奔波，为租房苦恼，为责任烦忧，那些脏兮兮的屋子，昏暗暗的灯光，怎么可能产生文学？

我很理解这么想的朋友们。但我想说，能这么想，或许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爱上过文学，也没有走近过与文学相伴的劳动者们。

文学源自生活，生活是文学的土壤。古往今来，多少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来自体验过底层的人之手。“赋到沧桑句便工”......

 

看过《钢的琴》吗？下岗工人，能演奏西洋乐，能唱外国歌曲，破败的厂房是文艺的天堂，这或许更让人不可思议吧？但这是中国当代的史实。（当然，范雨素和吕淑娴还不完全是一回事，这个问题就不深究了。）

光这么说，多少还是空洞。那就聊聊我认识的几位劳动者文人（姑且称为“范雨素”们）吧。

二

 

2007年，我在北大法学院上课，认识了不少旁听生，有几位就是校园里的保安同志。保安同志的生活环境，当然比范雨素要好，但如果脱离北大的文化而言，仅从收入和发展路径来看，有的也差不多。我认识的几位中，有一位会写歌词、谱曲，有两位会写散文。其实真的很有才。

在我的印象中，他们与我们这些正式生有几点不同：我们能用电脑熟练地敲击出论文，他们则多保留着用笔记日记的习惯；我们能很快地理解并且又忘却很多知识，他们理解得慢些，但一旦理解了，就忘不了，他们珍惜自己在校园里的每一点所学。

后来出版《碎步流年》的常俊曙

还有一点。在那个“社会科学”最受热捧的阶段，文学的空间，非常有限。我记得当时，中文系老师得常解释两个问题，“文学有什么用”、“中文系能不能培养作家”（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很多人不好意思开口，“当了作家赚不了钱，那当作家又有什么用。”）。这都是让人极其无奈的问题。

于是乎，对于我们而言，去图书馆借专业书、查论文，是家常便饭；在宿舍看电影，是必需；但看文学作品，竟成了一种奢侈，至少是个人偏好了。除非你很闲，或者，你就痴迷于文学，要不的话，还不如背托福，或是看完《世界是平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联邦党人文集》等有价值（这至少能证明你读过社科）。

但他们，很多还“傻乎乎”地把读名著当作一种时尚，啃大部头的外国名著，沉浸在一种80年代的美好的想象中。对文学的热爱，使得他们中不少把参加成人自考进入北大中文系当成梦想。

我跟他们几位都成了朋友。虽然聊起天来，一些观点相左，甚至还争吵过，但现在想起来，还是蛮愉快的。

到了几年后。我陷入毕业后的迷茫，开始品尝生活的滋味，发现，《世界是平的》之类的书很快就忘了，美剧也是过眼云烟，倒是翘课刷夜看了的《复活》等系列文学作品，总在心中回荡。我喜欢上文学，就是在毕业后的迷茫时期，感觉一切混混沌沌，最喜欢鲁迅的《野草》。

也是此时，我发现，其实，他们并不落后，甚至是前卫的。总认为别人落后的人，可能还真落后了。

三

 

三四年后，当我试图拿起笔，想表达一些什么，也觉得必须表达一些什么的时候，陆续听到了消息：我认识的两位保安朋友，先后出书了。

一位是后来果真考入北大中文系的甘相伟，他写了《站着上北大》。这本书异常火爆，红遍大江南北，很励志。另一位，是常俊曙，出了一本散文集《碎步流年》，28万字。这本书，文字隽永，有点哲学感，字里行间透着北大劳动者的生活和思考气息。常俊曙送给我两本，只有一本签了名字，可惜前年我误把它当成没签名字的送人了。

 

从内心里，我挺认同甘相伟和常俊曙的。非要说“佩服”，也没错，他们确实付出了很多辛苦。但这么说，就显得生分了。他们出书，在我看来，很正常。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忠于文学、躬耕于生活的信徒。生活给了他们磨砺，也给了他们素材。弱鸟先飞，集腋成裘，他们把别人赚外快、看电影、打游戏、纠结的时间，用在了记录和表达上。

北大钱理群老师曾为常俊曙撰文“精神的流浪汉”，文章指向极为犀利。http://www.aisixiang.com/data/70697.html

近两年，我又认识了北大图书馆管理员，1994年出生的甘肃小伙子丁亚鹏。认识他时，他马上要离开北大。之后在老家打工。去年年底，我拉他加入了我们的网站撰稿群，只是他很少写稿。过年时，他突然在群里发了一篇自己的小说《最后的晚餐》，上个月，他又发了一篇《如果种子不死》。有一篇已经在一个学院公众号上广泛流传，据说，已和出版社在洽谈，但门槛还有点高。

亚鹏的文字特别华丽。不过小说内容有点太悲催了？（好像是发生在北大的关于阶层固化的爱情故事？结局是某人自杀。我没读完。也有人很喜欢）。但必须要说，他是那种有才赋的人。也算是我们中真正走进文学创作领域的人吧？而且，这也才是开端。

还要提一位乡村教师诗人崔荣德先生。崔荣德是六十年代生人。这位重庆酉阳少数民族的乡村小学教师，在二十多年的生涯中，写了三百多首诗，多次获奖，还参与数家杂志的撰稿。他的代表作《逆光行走》、《低处的树说》，都是让人读得下去、愿意读下去且有美感的现代诗。流露着乡土的、不屈的光。我与崔先生见过，不熟。凡与他熟的人，无不为他的精神所震动。

四

当然，若你问，这几位保安、管理员、教师同志，都通过文学改变命运了吗？甘相伟和常俊曙，我两年多没联系了。丁亚鹏，自然还没有。崔荣德前辈，我料想他至少不会因诗集而致富。

实际上，并不是谁，写了一本书，都要指望以此致富。不致富，也不能说写作就没用了。还得继续写下去。文学或许很难成为命运的拯救者，但可以成为情感困惑的疏解者。

因此，我个人接触这些基层文人的体会，他们和文学的关系，是自然而天然的。不那么功利，很亲近，是一种彼此的需要，一种树与藤的关系。而非或艰苦卓绝、一劳永逸，或百无一用、劳民伤财云云。

 

对了，不能忘了，还有我们诗歌协会的负责人，我特别佩服的蔡诗华老师。他们一个农民家庭，出了兄妹四诗人（上图）。蔡老师本人已经是作协会员，他的兄弟还是打工者。

新华社多年前就曾报道：“蔡氏四诗人”出生于湖北省广水市（原应山县）蔡河镇徐店村蔡家冲一个农民家庭，分别为二哥蔡诗国、三哥蔡诗华、四弟蔡诗峰、小妹蔡小青。因都热爱写诗，且皆为中共党员，兄妹之间以诗唱和，相互鼓励，勉力洗志，引人关注......

去年，蔡诗华拜访张文台上将。老将军赠诗如下：

《诗赠蔡氏四兄妹》

蔡氏四兄妹，诗坛成名星。

出身虽贫寒，豪气装心中。

讴歌主旋律，贴近工农兵。

携手再努力，不断攀高峰。

短信原文：蔡诗华同志，欣闻你们兄妹四人（蔡诗国/蔡诗华/蔡诗峰/蔡小青），不怕出身贫寒，顶着艰苦困难，扎根群众之中，长年耕耘不迭，终于成才建功，我作为从军近六十年的老战士甚受感动，顺赋小诗一首略表祝贺（如上）。张文台（二O一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拂晓于书斋）    

......

当然，或许这几个例子都有偶然性吧？我承认，的确，这也是我的局限性。但我想说的是，不要总是或居高临下、或抬头瞻仰“不可思议”地看待这些热爱文学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并不“自由”，也不“惊艳”，当然也不低贱。其实，他们和你、我，有多少不同呢？

文艺的根，应该还是在老百姓中。不管阶层是否固化，我觉得文学不会固化。

鸟儿歌唱，底层歌唱，工人歌唱，我们歌唱。

劳动节快到了。你，我，和范雨素一样的热爱文学的劳动者们，为我们的节日，干杯。

（没有联系到甘相伟。但很高兴，联系到了常俊曙，他回复“拜读过了，非常好，并无不妥之处”。另，如果有想联系常俊曙、丁亚鹏、崔荣德、蔡诗华的读者朋友，以及帮助丁亚鹏出书的朋友，可以在本公众号中回复姓名、联系方式、事由，我们试对接。）

亲们，劳动节快乐！

（原载于青年力网“客舍青青”公众号2017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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