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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啊,谁不苦呢?”

2020-07-20 16:10    林培源
凤凰读书
    责编:xcmwhw

      蓝姨老了。

      第一次见蓝姨,大约是十年前,她来我家,一手挽塑料编织的提袋,一手拎了只老母鸡。我去应门,见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妇人,个子不高,短发,鱼尾纹明显,肤色偏暗,鼻翼一侧有一颗突起的肉痣。

      她问:“妹仔,你妈妈在家吗?”

      我从未见过她,心想她该是母亲的旧相识。正打算喊母亲时,母亲的声音从房间里传出来,“来了来了”——母亲见到蓝姨,惊喜得差点叫起来。她抱住蓝姨的胳膊,激动地说:“啊,是你,进来,进来!”

      我立在门边,看着她们。

      她们的眉目是舒展的、欣慰的,那是久别重逢的人脸上才有的表情。

      蓝姨掂了掂手中的老母鸡说:“这是给你带的,补一补身体。”母亲说:“哎呀,人来就好了,怎么还带东西!”

      蓝姨抓着老母鸡,鸡的腿脚绑在一起,倒吊着,灰黄色的羽毛鲜亮得很。她说:“反正是自家养的土鸡,炖汤最好,先养起来吧。”

      母亲翻出一只竹筐,蓝姨动作利索,将竹筐倒扣,提起来,鸡搁进去,再找了重物压上。“这样就跑不了啦。”蓝姨说。

      母亲吩咐我去厨房看下,火关小点。

      母亲和蓝姨在客厅说话的声音清楚地传来。

      大人闲聊,我向来不感兴趣。那天不知为何,蓝姨和母亲的对话,逐渐牵引出一些“故事”的味道。隔着一堵墙,我仔细地听着,借由零星碎片,大致拼凑出蓝姨一家人的轮廓。

      蓝姨和丈夫一直忙忙碌碌,养鸡是这一两年才着手的事。养鸡前景好,但技术难度大,鸡苗大病小病一来,是随时要命的。冷月鸡场要集体供暖,很考验技术,温度调不好,鸡苗就得遭殃。一年下来,饲料、药物、人力、物力投进去一大笔钱,今年没赚,就意味着亏本。淑君是蓝姨的大女儿,底下还有一个弟弟,叫仁楷。蓝姨的儿子比女儿争气,读书自觉,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

      淑君姐大我三岁,阿楷和我同年。蓝姨口中的这对姐弟性格迥异。

      姐姐性格外向,大大咧咧的;弟弟内敛有余,一放学便将自己关进房间做作业,作业做完,也不出去。“阿楷资质好,是读书的料,只要考得上,我和他爸再辛苦都会供。”蓝姨感叹,两人性格换一下就好了。

      母亲说:“孩子大了,性格会慢慢变好的,晓玲如果跟阿楷一样爱读书,我会半夜掀被子起来笑的。”

      我没想到母亲会将我扯进她们的谈话中,悬着一颗心,想听听还有无下文。然而话题就此中断,接下来是一番不冷不热的闲谈。两个久未谋面的女人,聊起来,一句接一句,将各自漏掉的时光,对半缝接起来。

      时隔许多年,那一天很多细节模糊了,但我记得分明——蓝姨送了一樽自己酿的青梅酒。在乡下,青梅俗称青竹梅。蓝姨说:“这樽梅酒是旧年的。”蓝姨送的青梅酒装在一只窄口酒樽里,酒樽碗口粗,颜色浑浊。青梅泡得皱了,沉于底部,在浊黄的液体中轻微晃动着,像一群醉倒在酒中的顽童。

      那天母亲下厨,做了一桌好吃的。午饭吃得热热闹闹,蓝姨把酒倒在小杯里让我尝尝。父亲抿一口,竖起大拇指。母亲仰起脖子,一杯落肚,啧啧称赞,好多年没喝过这么醇的梅酒了。我小口小口尝着酒,青梅酒甜中带酸,滑到喉咙处,又渗出酒味,一小杯下去,脸灼灼地烧起来。
       “人啊,谁不苦呢?”
      蓝姨是母亲饶平老家的好姐妹。听母亲说,年幼时两人关系甚好,上学放学都黏在一起。蓝姨祖上几辈是种田的,家里条件差,按成分划分,属贫下中农。大饥荒,没东西吃,母亲说家里藏有一袋番薯,她偷来一两个送给蓝姨,事情败露,吃了外公一顿“竹仔鱼”。蓝姨一家八口人,她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蓝姨年龄居中,身体好,结实耐劳,弟弟妹妹年纪小,干不来农活,姐姐出嫁后,蓝姨自然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母亲说,农忙时,蓝姨插秧、喷农药、挑粪,样样干得好。收稻谷了,蓝姨挽起裤管下田,手握镰刀,割得比谁都快,一个人可以挑一百二十斤重的稻谷,从田地里走到田坎上,大气不喘一口。

      外公外婆都是教师,领工资的,家里条件稍好些,母亲从小不用下田地,不用干粗重活。母亲觉得蓝姨这样太苦,一有机会,就尽力帮蓝姨。她说,她和蓝姨两个人缘分深,说话投机。她总觉得她们是凤凰,飞不出乡下,也早晚会栖上枝头。母亲鼓励蓝姨继续读书,考师专,毕业出来当教师,挣国家工资。这是当时鲜少人走的路,母亲说,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吃苦的命。

      蓝姨离开后,母亲心心念念。母亲说,蓝姨家里穷,她初中没毕业就出来了,不然现在应该过得更好。我问母亲:“什么叫‘过得更好’?”母亲答非所问:“有些事情,过了没法重来,人生下来做龙做凤,由不得自己选择啊。”

      母亲像一个已经攀上了半山腰的登山者,回头看山下还在挣扎的人,半是庆幸,半是慨叹。

      蓝姨先去蔗糖厂打工,起早摸黑做了几年,到了待嫁年纪,媒婆找上门,介绍了同乡一个男人。蓝姨觉得对方老实可靠,趁势就结了婚。婚后的蓝姨继续待在蔗糖厂,后来厂里改制,要裁一批员工,蓝姨不幸在下岗名单里。结束蔗糖厂的工作,蓝姨又在乡里的建筑工地做短工,挑砖头,拌水泥,晒得跟只猴子一样,又黑又瘦。蓝姨丈夫是个老实人,木讷口拙,不会做生意,就承包下几亩地,种林檎和青枣,起早贪黑,眼窝深陷,笑起来额头满是皱纹。

      孩子渐渐长大,学费、生活费,样样是开销。蓝姨丈夫种的林檎和青枣卖不到什么好价钱,蓝姨看着不是办法,恰好当时乡下兴起进市区摆摊做小生意的热潮,蓝姨觉得这样有奔头,便辞了工地的活,在乡下收购水果蔬菜,挑副担子上市区摆摊。那时交通不便,蓝姨在公路边拦车,担子要先放车厢顶部,用绳索绑好。人挤在闷热难闻的车厢里,有时没座位,就一路站到市区,风雨无阻。

      母亲曾带我去过市区走亲戚。在老街一带,骑楼附近,摆摊的大多是些妇人,一个个晒得面色焦黄。有的头戴斗笠,斗笠边檐垂下一圈薄纱,既遮光,又防晒。凡是这般打扮的,大多从海边来,以卖海产品为主。

      自从知道蓝姨的故事之后,我总在想,当年跟母亲上市区走亲戚,怎么没碰到蓝姨呢?蓝姨会不会就蹲在某个热闹街区的角落,坐在矮凳上守蔬果摊?身边一杆秤、一只水壶,人佝偻着,苍蝇飞来,她举起扇子赶,望着人声喧嚣的街区,对未来有了期许。蓝姨和其他讨生活的人一样,从无到有,从生到熟,一开始学吆喝,声音极低,后来有经验了,懂得吆喝,也知道怎么选地段,才不会遭到城管驱赶。一天下来,满满的担子空了,扣除来回车费、伙食费和进货的成本,能挣上几十上百。这在当时,是不错的收入了。

      母亲感慨说:“人和人之间,说断联系就断联系,哪像现在这么方便啊,一个电话,再远也能联系上。”母亲这样说,是因为自从嫁人离开饶平后,她就很少回去,回去也是逢年过节,走亲戚,陪老人,哪里有时间找老朋友叙旧?

      蓝姨嫁人之后,搬到另一个乡里住,也不常回娘家。

      十多年来,母亲和蓝姨各自操持自己的家,见不到几次面。

      那次蓝姨来我家做客,也是费了好大心思,其间辗转询问了好几个人,最后才打听到我家的住址。
       “人啊,谁不苦呢?”
      高考,我不愿走母亲的老路,故意不填师范类的志愿,没想到最后阴差阳错,补录到一所师范大学,读了个冷门的专业。

      这年夏天,蓝姨打来电话跟母亲报喜说,阿楷要去北京读航天工程,以后是造火箭的。

      母亲打从心底为蓝姨高兴。她说,蓝姨没能力改变吃苦的命,只能靠孩子了,再过几年,她会过上好日子的。

      母亲和蓝姨通电话的样子,就像面对面聊天,说话声音一个高过一个。当然,她们聊天,总有一个话题绕不开,那就是蓝姨的女儿淑君。母亲对蓝姨的一双儿女惦念得很,对淑君姐尤甚。

      毕业前那段日子,租房子没着落,不是房租太贵,就是地段不安全。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电话那头,是蓝姨的声音。

      蓝姨说:“我听你妈说你租不到房子,要不先来你淑君姐家住吧?”我知道,一定是母亲在背后作祟,将我的事讲给蓝姨听。

      我不想受蓝姨这个恩惠,又拗不过父母的轮番劝说,只好答应暂时先住在淑君姐家里,等找到了合适的房子,再搬出去。

      我从未想到,自己的生活会以这样的方式和蓝姨联系在一起。

      第一天住进去,蓝姨来接我,帮我搬行李。几十斤重的一只行李箱,蓝姨提着,健步如飞。我想起母亲和我说过,蓝姨年轻时可以肩挑一百二十斤的稻谷。那天吃饭,蓝姨突然搁下碗筷,捂着嘴咳嗽,咳得脸通红。我问蓝姨怎么了,蓝姨说:“上次半夜起来给孩子冲奶喝,着凉了,吃过药,现在留下了咳嗽。”我问,看过医生了吗?蓝姨说:“哪有时间看医生呢,我随便吃点药就好,死不了的。”说话间,我注意到,淑君姐抱着儿子在喂奶,脸色不太好看。

       蓝姨在女儿待产时就来了深圳,直到外孙满月,其间只回过一趟老家。

      第二天,淑君姐去菜市场买菜,外孙交给蓝姨带。我外出找房子回来,一进门,见蓝姨坐在沙发上给外孙换尿裤。蓝姨见到我,招招手,叫我坐下。外孙躺在蓝姨怀里,睁大眼睛望着我。我做鬼脸逗他,他咯咯笑起来。蓝姨问我:“你看他像谁?”我说:“都像啊,眼睛像他爸,脸型像淑君姐。”蓝姨说:“长大后不要像他们就好。”蓝姨的话让我心头一紧。

      蓝姨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淑君姐的事,你也见证过。你觉得他们现在的生活好吗?”

      我一下子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蓝姨说:“你别看我整日忙来忙去,其实心里不舒服。”

      蓝姨的脸上满是疲惫。这些日子,她又老了,鬓角生了白发,脸上皱纹多起来,眉目间净是愁苦的况味。她抱紧外孙,身子不断地前后轻轻晃动,手轻拍他的背,哄他入睡。

      蓝姨说:“自从医院抱回来,就由我带。他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不肯睡摇篮,一躺下就哭,一定要这样抱。天冷还好,抱着不热,现在热月啊,又不敢吹空调,抱得手酸。”蓝姨说起这些,语气激动,不自觉嗓门就提高了。

      我紧张地望向防盗门,生怕淑君姐回来撞见。蓝姨说:“不怕的,她没那么早回。”

      蓝姨说:“孩子生得俊,小区的街坊邻里见到,都会来逗他,说我真幸福,有个这么可爱的外孙。平时家里虽然人不多,但有些话不方便说,毕竟中间还有个女婿。最麻烦的就是语言不通,鸡同鸭讲,还是你妈说得对,不能让女儿找外地男人……”说到这里,蓝姨牵起我的手,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我顿了一顿,摇摇头:“还没。”蓝姨的手很粗糙,握着,像一层厚厚的砂纸。蓝姨拉起我的手,看了看说:“白白嫩嫩,是不用做家务的命。”说到这里,蓝姨自嘲道:“我也不怕你笑我,我现在连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本来想给你妈打电话的,但抽不开身,再说了,电话里三句五句的,说不清。”

       我握住蓝姨的手,安慰她,没关系,你尽管说,我在听。

      蓝姨露出无奈的笑,她说:“结婚是件大事,不管对方有钱没钱,重要的是性格要好。”我点点头,表示赞同。蓝姨眼睛红红的:“你说孩子他爸,一天在外跑生意,晚上回来都一两点了,也不去洗澡,就坐在客厅看球赛,不然就玩游戏。人就那么一点精力,用完了,休息不够,白天上班肯定累。我不明白,游戏有什么好玩?如果是阿楷,我一定收拾他,可谁叫他是女婿啊,我说话还要小心。我不止一次吩咐你淑君姐,叫她背后劝一劝,但是她只当耳边风。唉,不管用的……”

      蓝姨一说起这些委屈,就停不下。

      蓝姨说:“不过这些都是小事,我最气的是对方那对父母,年纪大了不能带孩子就算了,还三天两头打电话来念个不停,一时说孩子‘时日硬’,一定要小心带好,一时又说,不能给孩子吃这个吃那个。你说我当外孙像块宝,难道连这些也不懂?他们只知道伸手跟儿子要钱,儿子还觉得老人家说什么都是对的。我一年到头屈在这里,什么时候问你淑君姐要过钱了?平日我买菜,她拿钱给我。我身上没什么钱,有时家里剩我一个人,送米送煤气的过来,我都没一分钱可以给啊!你说气不气人?”

      我抿着嘴,点点头。

      蓝姨又说:“去年外孙刚出世,那几个月最苦,当时还没搬到梅林,住在关外,冷月家里像冰窟。外孙晚上和我睡,半夜要醒两三次,都是我给他冲奶粉喝。一天睡不到几个钟头,还不能生病,幸好我身体硬,发烧感冒,吃吃药就好。有时实在太困了,喂着喂着睡着了,奶瓶拿歪了还不知道,外孙吃不到奶,就哭起来,我惊醒了,看到他吃得满脸都是奶,又好笑,又无奈。”

      我一直以为蓝姨帮女儿带孩子,应是知足的、乐意的,却从未想到,整个过程这么难。而这些难处,是不能随便向外人诉说的。再委屈,也要咬碎了咽下去。蓝姨说,要是女儿嫁到本地,她一年到头不用两端跑,还轻松些。她晕车,坐车坐怕了,不吃晕车药就会吐。

      说到这里,蓝姨早已双眼噙泪。她哽咽道:“我在这里住了快一年了,给他们当牛做马,像个老奴。淑君她不知欢喜,还嫌我这做不好那做不好……你说,做人多难啊!”

      蓝姨来深圳给女儿带孩子,老家那边就顾不上了:阿楷高三,正是关键时候,蓝姨无奈,只能隔着电话嘱咐他好好照顾自己;丈夫原先并不下厨,这些日子也硬着头皮学会做饭了。厝边头尾偶尔会说说闲话,说蓝姨顾外不顾内—这些,蓝姨都能忍受,也不当回事,只是住在城市里,她觉得寂寞。她会几句普通话,平时上街买菜能应付应付,白天有时候也会抱孩子在小区楼下转悠,但她不懂得和别人聊天。这个小区里倒是有几户潮汕人,不过很少碰见。附近的公园呢,别人跳广场舞,蓝姨也只能抱着孩子在一旁看看。淑君姐不让她抱孩子走远,怕孩子丢了。她常年待在这里,只有临近过年那几天才能回去,回了家,也是洒扫清洗,准备过年,根本就停不下来。这样的日子,可能要持续到外孙上幼儿园……蓝姨和我说了很多家庭琐事,我听着心里不是滋味。看着蓝姨哭,我也不知道如何安慰她,只好握住她的手,握得更紧一些。
       “人啊,谁不苦呢?”
      从那天起,蓝姨和我之间结成了某种同谋。我不曾想自己和蓝姨会走得这样近。她做了好吃的,会第一时间留给我,不让我帮她做家务,说我是客人,轮不到我来做。不得不说,蓝姨做的菜和母亲做的是两种不同的感觉。母亲做的菜味道偏淡,蓝姨的偏咸。蓝姨的口头禅是“咸才香”,她和大部分从农村到城里的妇人一样,将口味从老家原封不动地照搬来,用的食材虽没有老家新鲜,但总能做出地道的风味。
      一个星期过后,我租到房子了,和蓝姨说我要搬走,蓝姨问我:“怎么不多住几天?”

      我说:“这段时间实在太麻烦蓝姨了。”

      蓝姨说:“没什么麻烦的,我当你自家人,自家人怎么会麻烦呢?”我告诉蓝姨,租房合同签了,下午就得搬过去,蓝姨脸上掠过一阵失望。她说:“你走了,就没人陪我说话了。”我望着蓝姨说:“以后会常来看你们的。”但说实在的,我也不知以后会不会来。一想到这些,我的鼻头一酸,突然难过起来。

      过了一阵,蓝姨说:“要不今天加菜吧,给你做顿好的!”

      那天中午,蓝姨提着大袋小袋从菜市场回来。天气热,她的上衣湿了大半。她像过节一般,精心准备饭菜。这一次,我帮忙打下手。她让我到客厅择菜,我就搬了凳子,在客厅坐下,一边择菜,一边和淑君姐闲聊。厨房里,传来水龙头哗哗的流水声,锅碗瓢盆,发出悦耳的节奏,砧板上,咔嗒咔嗒,是刀起起落落的声音。蓝姨忙进忙出,表情是活泛的,自如的,她许久未曾这样开心,好像这顿菜,她必须使出全部气力才能做好。

      我看着蓝姨的身影往返于厨房和饭桌之间,不禁有些感动。

      淑君姐老公外出谈生意了,那天饭桌上就我们三个。一张玻璃餐桌,摆得满满当当,蓝姨特地做了一大盘白灼虾,倒了一碟梅酱搁在旁边。蓝姨说:“也不知你喜不喜欢,这罐梅酱是我从家里带来的,蘸虾肉最好吃。”我想起蓝姨第一次去我家,带的是一樽青梅酒。我问蓝姨:“是不是酿酒的青竹梅做的?”蓝姨笑笑:“是啊是啊,青梅可以腌酱,也可以制酒。”

      我尝了尝,酱是加白糖和盐腌制的,青竹梅本身有酸性,尝起来甜中带咸酸,不但没有减弱虾的鲜,反而将它的味带了出来。剥开虾壳,蘸一点,吃进嘴里,甜酸咸香,再美味不过。

      淑君姐说:“这么一大桌菜,三个人估计吃不完,都不许浪费啊。”吃到一半,蓝姨又说:“我给你们做拍黄瓜。”我和淑君姐的第一反应都是,吃不下啦,不用做。蓝姨说:“拍黄瓜开胃,你们一定会喜欢。”说罢,蓝姨拉开椅子,走到厨房。很快,厨房就传来丁零当啷的声音。

      我和淑君姐继续闲聊着,就在这时,厨房突然传来刀具落地的哐当声,震天价响。我和淑君姐吓了一跳。淑君姐拍下碗筷冲到厨房,我踉踉跄跄地跟在她身后。只见蓝姨脸色煞白,捂着手,手上满是血,赤红赤红的血,沾得手心手背全是。蓝姨立在原地,浑身哆嗦。她的眼神涣散,是空的,看不见她的泪,只听到她语无伦次地说:“手、手指……”

      抽油烟机呼呼作响,钢刀落地的地方,躺着一截粗短的手指,黑乎乎,一道血迹,横在那里。

      淑君姐从喉咙深处发出尖叫声。我靠在门边,心跳到嗓子眼,差点吓晕过去。
       “人啊,谁不苦呢?”
      那件事过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进到厨房。厨房仿佛成了一个受诅咒的地方。我接连好几天做噩梦,梦见蓝姨出事那天的场景,醒来,像被人扔进一只大冰柜,胸口汗涔涔的一片凉。我害怕一切尖利的东西:刀叉、碎玻璃、竹签……看见它们,就会想起蓝姨被刀切掉的半截手指,它留在记忆中的印象太过深刻,血迹、形状,连接着肉体的痛感,还有蓝姨脸上的恐惧。她在一天中经历了情绪的两个极端,从山峰到谷底,兜一圈,跌下去,再也没能起来。
      那天我和淑君姐急得团团转,慌乱中用毛巾将蓝姨受伤的手包好。血还在流,浸透包了几层的毛巾,透着红色。那半截手指,我用另一条干净的毛巾小心裹起来,捂在怀里,扶蓝姨下楼。淑君姐抱了孩子,跑在前面。孩子一直哭。因为失血过多,蓝姨的嘴唇和脸色苍白得像纸。我们打车到福田医院。一路上,淑君姐情绪很坏,不停地催司机开快点。
      蓝姨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半个身子倚向我,一直重复念叨着:“都怪我,都怪我……”

      我伸手搂住蓝姨。裹在毛巾里的半截指头,好像在跳动,挣扎着要逃出来。

      蓝姨断的,是左手食指,沿着指关节处的半截断掉了。血管被切开了,所以才会流那么多血。所幸送医及时,断指缺血的时间短,动过手术,接上了。事后,主刀医生气急败坏地抱怨道:“怎么一点急救知识也没有,应该先放塑料袋,再用冰冻起来的!”我们愚蠢无知的处理方式,给手术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淑君姐抱着孩子,向医生连连致歉。

      我守在蓝姨床边,麻醉药过后,蓝姨望着包扎着绷带的手发呆。护士给她打抗生素,吃止痛药,例行检查伤口的渗血情况,以免感染。这一次,蓝姨反过来安慰我:“没事的,死不了。”说完,她嘴角挤出一丝苦笑,眼角的鱼尾纹更明显了。我头一回见到蓝姨这样,没有了大嗓门,没有了喋喋不休,她虚弱得像只随时会碎掉的瓷器。

      溽热的七月,窗外是白花花的日光,光线穿透树木,滑过繁枝,落向昏暗的病房。

      我在医院守了蓝姨几天。蓝姨受伤,我负有一定的责任。如果不是因为要给我做饭,她不会切到指头。想到这些,我心生愧疚,但我别无他法,只能尽己所能陪着蓝姨。那几天,蓝姨和我说了很多话,从她年幼说到现在。在自己的讲述里,她又重活了一遍—好像不说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蓝姨不让淑君姐带孩子来看她,说是医院晦气,少让外孙接触。蓝姨女婿来看她,给她提了一篮水果,蓝姨和他说不上几句话。

      蓝姨术后恢复得很好,拆完线,左手食指那里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疤。

      后来我忙学业,忙着备考雅思、申请学校,从淑君姐家搬离之后,再也没见过蓝姨。

      听母亲说,手指痊愈后,蓝姨就回老家了。

      母亲去看她,两个人合伙做了一顿饭,边吃边聊。母亲说那天她感觉又回到了以前,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难熬,不知道世事和人情多复杂,日子照旧流转。蓝姨丈夫不赌六合彩了,老老实实耕种养家;蓝姨的儿子阿楷,毕业后没去造火箭,在一家科技公司做工程师,听说混得不错。

      一年之后,我顺利申请到香港的一所大学,读工商管理,这一次,是个光鲜的专业。得知录取结果那天,我打电话给母亲,母亲终于“扬眉吐气”,轮到她向蓝姨报喜了。母亲说:“蓝姨又胖回来了,精神气足。”那天发生的事谁也不愿提及,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刀子又怎么切断了指头,蓝姨始终没说。

      动身去香港之前,我回了一趟清平镇。

      母亲做了一桌好菜。一家三口吃饭,吃到一半,父亲一个激灵,突然想到什么,说:“你们等等。”说完,父亲在楼梯间翻找一番,母亲问他找什么,他说:“等下就知道了。”

      是那樽青梅酒。十年过去了,人世变幻,风雨流转,酒还在。

      这樽青梅酒不知什么时候落在家里,被人忽略。酒樽落满灰尘,盖子脏得很。父亲拿抹布仔细擦干净。他倒两杯,推到我和母亲面前,又给自己斟上一杯。

     酒樽里的青梅明显老了,皮肉绽开,只剩下果核,在一片混浊中,晃悠悠地浮动。

      父亲迫不及待地呷一口,咂巴嘴唇,皱着眉头说:“唉,酒都不好喝了,真苦啊——”

      母亲抢过酒杯,仰头饮尽,望着父亲说:“人啊,谁不苦呢?”

       本文节选自林培源小说《青梅》,收录进《小镇生活指南》一书。
       “人啊,谁不苦呢?”
                         编辑: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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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啊,谁不苦呢?”

(责任编辑:中华新闻文化网)

关键词阅读: 人啊 谁不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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