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找回生活的意义，我搬去了大理

      如果你也住在一线城市，一面随时可享用丰盛的物质文化资源，一面不得不以偶尔的“不甚体面”为代价，日常夹在密麻的车流、人、PM2.5中间，还被房价和物价两大“梦魇”追着赶，是否恍惚想过哪怕一瞬，究竟去哪生活、怎样生活，才能把幸福指数抬高一点？大理，曾经是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
      文艺青年集散地、中产阶级旅居区，大理如今的“网红”面貌已经360度无死角地代言了人们对理想生活的垂涎——古城山水如画、僻静疏远，与城市迥然不同，太适合在竞争丛林里寻求“中场休息”的人歇歇脚，喘口气。尤其二三十年前，这里作为由第一批新大理人亲手搭建的“乌托邦”，收留、滋养了太多有趣的嬉皮灵魂，“地不自灵，因人而灵”，在这里与谁碰个面、聊一聊，说不定就成为人生顿悟的引——至少，我们都是这样渴盼（幻想）的。
      不久前，前《国家地理杂志》记者黄菊出版的《大理访谈录》，便对话了14位正在大理生活的“先锋人物”——举家搬迁的旅行作家、隐遁山林的高学历僧人、实践自然农法的日本家庭、崇尚手艺的书店老板、诗人和画家、电影导演……关于他们是怎么来到大理的，在大理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至今没有离开，均有解读，关于大理如今新的面貌和风评 ，也有自己的看法。
      总之，读过这些故事，我们似乎能明白，“逃离北上广”，“去大理”，不仅仅必备风花雪月的情怀、浪漫的体质、充足的“消费成本”，还需得有强盛的精神指引和行动力。无论如何，作为内心那一小片，甚至最后一片自留地，我们依然继续向往它。

            01
      “我们这儿的日子，是无事常相见”
       （许崧，旅行作家，定居大理10年）
      2010年，我要找个便宜的地方写字，就来了大理。后来，半年里认识了半城的人。决定住下来，这是唯一的原因：人。这里的人相处的方式别处没有。
      大理是个真正有社区的地方。传统乡村是有社区感的， 大家谁都认识谁，标准的熟人社会，而大理的新移民来自五湖四海，以前干什么的都有，它的多样性是传统社区无法相比的。我们一直说大理社区的本地文化基因是嬉皮文化，生活方式自由，平等，互相尊重，多样性丰富，很草根，节俭，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太能够做到的。在大理，一桌上吃饭的人可以从亿万富翁到赤贫者，社会形态呈现惊人的扁平化。大家的相处和不相处不是因为你的财富头衔和社会关系，只是因为你是你。
      
           许崧和女儿月亮
      大理社区的价值观核心是生活，这是相对于外面的“成功”主流价值观而言的。居民们自发成立了机车小组、登山小组、读书小组、帆船小组、滑翔伞小组、夕阳红篮球小组、烘焙小组，以及生娃小组、打毛线小组、观鸟小组等等。去年春节，一群艺术家、作家、诗人、导演、摄影师、书店老板和杂货铺老板，甚至自己排了大理版话剧《茶馆》，公映现场据说来了五百多位乡亲……这是以生活为根本重心的一群人。大理是个摆个摊也能活的地方。大理社区的本底，有一项就是不物质。我2010年到大理的时候，每月生活费，连吃带住带抽烟，一千块。房租低的时候，很多人开些稀奇古怪的店，随时就关门出去玩，大家拿个粉笔写什么“西坡的花又开了，出去闲散三天”，“陆地主来了，陪陆地主吃饭去”……门一关就走了。追求好生活，而不是追名逐利，就分开来大理和外面的世界。
      我以前住在洱海门外的大院子村。那时候大家茶余饭后没事就上人民路一趟，就会遇见无数熟人，各种朋友开的店。我到大理的前三年，在人民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到处点头，各种人招呼你喝茶，大家这里坐一坐，那里聊一聊，你把整条街都当做一个主场，一个会客厅。就像蔡澜先生书房里挂的条幅“只愿无事常相见”，我们这儿过的日子已经是把“只愿”拿走，已经是“无事常相见”了。
      所以我一个土生土长的杭州人，连那样的城市都不待，移到大理来生活，而且被它迷住，像我这样喜欢刨根问底的人一定要问，出了什么问题？找答案的过程中，我发现，不是因为苍山，不是因为洱海，也不是因为这里的气候，就是因为人的关系。幸福指数高的人，都以一种“交流”的方式活着，由此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把城市变成了一种隔绝人的地理环境，而这样的小城镇，是把人重新聚合在一起的地方。

            02
      “你看那个黑黑的就是洱海，我每天就这么望着红尘”
      （林向松，兰若居士，定居大理9年）
      我随母姓，客家人。我从小被教育周边都是神，日常生活都跟这些神明有关，尽管中途读高中，读大学也迷失过，但还是敬神的。我选择在山里，是因为现实中这么多年也到处碰壁，只能去寻找另外一条道路，让内心得到安宁。
      大庙我看过和待过不少，觉得大多喧闹，人事复杂，所以就往云烟起处、深山老林里寻找机缘。大理这里都是一些基本上没有香火的村庙，人少，却清净，能安顿下我这个无处可依的孤魂野鬼。

      
             林向松所在白雀寺，在苍山海拔2700米的山林里
      你不知道那种惊喜，我在山林里就不愿意出来，山林的美，无法用言语形容！ 只有两种人真正耐得住山：有诗意的人，有坚定信念的人。 我偏于前者。有一句诗说：“不给春风留颜色，誓与白雪埋一堆。”我不给春风留颜色，不跟世俗之人沟通，不融于世态，也不被世态所融，只有天天守山。你看那个黑黑的就是洱海，我每天就这么望着红尘。
      一个人住在山里，最初还是有一点恐惧。野猪经常跑到我门口，带着他一群孩子，把我吃的东西全部搞完，那种野猪这么大一个，獠牙这么长，不害怕吗？后来我念《大悲咒》，慢慢就好了，现在我已经和山林融为一体。
      我是一个读书人，早晨四点半摸黑起来烧香，把院里油灯点亮，然后晨钟也敲响了，我也开始做早课，四十分钟。晚上没有电，我会点着蜡烛读一段书，或者读一段经文。傍晚念经时，如果外面有彩霞，我会说：“菩萨，你等我一下。”就放下经去拍照片，拍完再回来继续念。我相信菩萨不会怪我，他也知道我太落魄了。苍山是一座神山，所谓的“耶稣光”“丁达尔现象”，我认为都是神光，要有风，有雨，有云，有雪，有光，有彩虹，才是神仙。苍山什么都有。

                03
      “有地，有房子，没什么钱，但是很舒服”
       （辽太郎，日本千叶县人，定居大理8年）
      大理是第一个我待了一年以上的地方。我待过的地方都很好，日本那边的农村也很好，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一起生活的人，还是一个人，还是想旅行，还是想出去。2011年，我去泰国学按摩，遇见了我的妻子。我想去西藏，所以从泰国骑自行车到大理，当时我问了很多人，都说西藏外国人不能进去，于是就留在大理。
      我搬来两年半了。当时没有电，所有电都是自己通的，水有很多，这个村里的自来水可以直接喝，而且很好喝，花花草草也是慢慢弄的，房子里面取暖的炉子都是自己做的，石头墙壁也是自己做的。
      我家里有差不多两亩的地种水稻、麦子，还有七八分地种菜。稻子生活空间要大一点，要不然风一吹，他们相互摩擦，会不舒服不开心的，不开心的稻子是长不好的。我们一般是自给自足，吃的都是自己种的，酱油、味精、醋、酒都是自己做的，吃不完就在外面卖，有时候去柴米多市集里卖菜，还有一些客人来我家买。我卖的菜是每天早上现摘的最好的菜。我们要卖好的东西，但是没有很贵。在中国，好的东西就贵，我不喜欢，我喜欢让一般的人也能吃，不是只有有钱的人才能吃。
      
            辽太郎在大理种田
      我的老家在农村和城市中间，小的时候也不管什么吃的东西。十八岁以后开始旅行，在一些地方做种种地的工作赚钱，发现吃的东西很重要，如果你吃好的东西，你的身体也健康，于是我想自己种吃的，就去学习怎么种。种地的话，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安排，但有些时候锄草、插秧、收麦子，我太太也一起做，孩子也一起来。以前农民的生活方式都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过得很简单，就是以前老农民那种生活，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现在这样的人少了大家觉得很特别。
      
             辽太郎和妻子阿雅，以及三个孩子：和空、天梦、结麻
      其实是缘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来了这里就有了工作可以赚钱，有了朋友，有了地方可以睡，这些不是我自己找的，所有东西都自然而然地从外面进来，我就感觉应该留在这里。现在我在家里有很多事情做，有地，有房子，有孩子，没什么钱，但是很舒服，就是简单生活。

                 04
       “在大理，大家吹牛的时候，都是宏大叙事”
        （阿德，书店老板，定居大理8年）
      真正决定来大理是2012年5月，那一年我女儿出生，想要有一个干净的环境。刚好一直想开一家书店，来大理看了一下，租金便宜，人民路上的店铺，一年房租一万八，这种机会还不来？
      
           大理著名的独立书店，海豚阿德书店
      大理这几年，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见识了很多新活法，他们都是不为匆忙路过的旅客所知的。后来接触到更多的人，因为感情破裂、生意破产等等原因，陆续离开大理。有些人可能再不会回来，有些是想出去挣了钱再回来……我也想过逃离大理，觉得大理不够有趣了，但是因为做“大理百工”这个民艺调研项目，采访了一批手艺人，至少这几年是没办法离开了。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大理剑川县沙溪镇有一对兄弟，他们有一个姑奶，非常有艺术天分，会各种各样的手艺，七十年代左右借住在他们家。两个小孩那时10岁左右，一天到晚在玩，姑奶就说：“我教你们每人一样东西，你们自己选。”结果哥哥就选了纸花，弟弟选了剪纸。那个东西真的就改变了他们的一生。现在周围只要有结婚的，都会用到他们哥俩的东西，剪纸的“喜”字贴在堂屋里，纸花就做婚礼现场装饰……我还采访了一个木匠，他是哈佛建筑系毕业，九十年代就设计了鸡足山最大的寺庙的大雄宝殿，他带我们去看，说这是我修的，旁边有一个钟楼和鼓楼是他父亲在八十年代初修的，两代人的东西，在那个地方相互对望着。
      你知道，在大理，大家吹牛的时候，都是宏大叙事，但是看到这些实实在在的手艺人，而且全都是在地的东西，你会发现这个大理跟你当时来的那个大理是不一样的。我以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所以会去寻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你看过伍迪·艾伦的电影《无理之人》吗？那个哲学教授通过杀人来寻找生活下去的意义，而我，通过“大理百工”找回了生活的意义。在现在这种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好像只有手艺，一两百年都没有任何变化，这是很难得的。

                  05
      “去大理买房是我返回乡村的一种努力”
        （树才，诗人、画家，定居大理6年）
       去大理买房是我返回乡村的一种努力，因为我老家在浙江奉化，那里的农村山清水秀，物产丰富，但是我又不想回到家乡的农村，我参加过农忙的，割稻，种地，耙地，犁地，这些活我都干过。但大理这个农村很国际化，它是“乡村”，乡村带来审美的东西，有田野这种天然的土地，而且你是土地的主人。
       城市的人是没有土地的感觉的，因为泥土全部被水泥覆盖，甚至离水泥地都很远。在城市里，虽然有邻居，但是住在一起几年都不相识，但是农村里，人和人之间有关联。我1983年到京，除了到非洲的七年外，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没有真正喜欢上城市。农村人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离开土地无形的束缚，到城市去。我头十八年的农村生活塑造了我的人格，所以我千方百计地想回去跟土地建立一种联系。大理满足了我这个心理要求和现实要求。
       
                   诗人树才
      在大理能放松下来，这对艺术创作和写诗很重要。生活在北京、上海，那种无形的紧张感会给人压力。但是人在放松的时候，这个世界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在大理就是发呆，有时候云就静静地待在天上，有时候动得又很快，那里的山和水让人有一种天地同在的放松感。我住在“山水间”，它在苍山的脚背上，有点坡度，我家地势比较高，从阳台上可以俯瞰整个洱海，从我卧室和书房的后窗，能看到苍山十九峰中的十五六座，这给我凌空居住的感觉。
      大理是白族自治州，历史上少数民族、汉族文化融合较多，是大家和睦共存的一个地方，有一种放松、宽容的传统。大理聚集了世界各地的怪人，艺术家或多或少都是怪人。这个风水宝地，天然地吸引我们这些诗人。大理也有诗人，真正本地的诗人北海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人民路下段摆书摊，靠签名售书养活自己，经常驮着一摞书，又买了菜和鸡蛋回家，他也种地，经常在田野里。

                   06
      “以前说回北京，现在说回大理”
       （张杨，导演，定居大理22年）
      这些年我们在大理经常玩的人，基本上都是1998年认识的。1998年我和刘奋斗一块儿到大理写电影《洗澡》的剧本，除了我们，还有李少红带着郑重、王要两个编剧在这里写《大明宫词》。从那以后，王要、刘奋斗、我，每年都会来大理，形成了一种习惯。我们老来大理写剧本，干脆自己弄一个地儿，以后再来就不用花钱了，其他的朋友来，都可以住在这儿，所以就一人出点钱，有了“后院”。有了这个客栈，在大理就有家的感觉，来得更频繁了。
      
              导演张杨在大理
      以前好多人来大理，根本不知道有洱海，来了就在古城，那时候大家对海东的双廊也没什么概念。2009年，我们那一带还没有其他客栈，只有一家叫“海地生活”的客栈。那时候整个双廊可以去的地方，一个是八旬那里，一个是沈见华老师家。再往后有几个更年轻的媒体人来这里。杨丽萍老师每年春节都会回双廊，她们家四姊妹，那时都会回到这里来。那几天我们基本在一块儿，每天晚上坐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旁边一帮小孩儿在那，沈老师的孩子，还有八旬和小四的孩子小彩旗，八旬家的老二八小弟。
      我们刚来的时候，大理就那么点人。最初十年都没有太大变化，后来一下子火爆起来，店铺越来越多，一条街上全是游客，大家就从人民路撤走了。但大理的好，是它有无数空间给你，不是说古城没了，你就没地儿去了。实际上，真正喜欢大理的人都没走，二十年过去，我周围最重要的这些朋友都在。
      最早我们给自己定位为“云归派”，在北京，我们说自己是从云南归来的一帮人，后来我们定位自己为“云居派”，居住在云南的一帮人，那就不一样了，这里成了家。以前说“回北京”，现在说“回大理”，这里变成更有归属感的地方。
         *本文根据《仿佛若有光：大理访谈录》中六篇采访文字摘编而成，为便于阅读，语句顺序有调整。
                                   编辑：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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